“党的喉舌却不愿意为党说话”，这是中国目前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一道奇特景观，对于掌控新闻媒体的宣传部门来说也是一种莫大讽刺。一直鼓吹“普世价值”的商业化媒体就毋庸多言，然而很多诸如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喉舌媒体工作的、享受权力保护、具有垄断地位的新闻从业者，也跟随商业化媒体从业者变得非常“愤世嫉俗”。“愤世嫉俗”几乎成为中国媒体普通从业人员的流行心态，很多记者编辑等新闻采编人员变得无法沟通、甚至歇斯底里，以至于出现“等民主了就杀了你全家”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语言暴力。很多媒体往往偏离新闻职业道德，从报道新闻的轨道走向了制造新闻的不归路。
中国的媒体成为一种权力扭曲怪胎：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政府的新闻出版以及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牢牢地控制着报纸、电视、广播以及互联网；另一方面，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却想尽办法煽动社会负面情绪、过渡渲染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失误，甚至不顾事实肆意美化西方社会，极力制造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日复一日的加深社会鸿沟。
为什么中国新闻从业者变得如此愤世嫉俗？并且目前已经出现从愤世嫉俗开始走向极端歇斯底里的趋势。除了信奉新闻言论自由、监督政府“第四权力”这种理由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主观上有意撕裂社会团结的行为？对于这一问题，有四个分析层次：
（1） 国际层次：这是从民主化角度，研究在西方学界和媒体的强大意识形态思潮影响下，在非民主国家内形成的国际性“联系与杠杆”，即中国内部与西方民主化变革力量的联系，以及西方世界外部给予非民主国家变革的压力。 即所谓的“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部分中国新闻媒体从业者有意无意的成为国际民主化变革力量的一种国内“联系者”。
（2） 国内层次：这是从媒体的政治和社会功能角度，也就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引起媒体功能改变。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通货膨胀、腐败等负面效应，媒体从政府的宣传部门回归到其本来职能。作为监督政府的社会权力，有责任有义务监督政府、替弱势群体说话。因而对政府的批评和对现存体制的批判，是媒体当然不让的责任.
（3） 媒体直接掌控者层次：这是从媒体经营角度，研究媒体经营管理层必须要考虑发行量、收视率和广告收益，以迎合市场需求和竞争。但由于管理层意识形态立场、市场竞争压力以及个人知识水平与阅历等三重影响，不得不以耸人听闻、忽略事实、甚至纵容造假贩假、创造新闻，在竞争市场中盈利。因此才会有以“新闻自由”的名义滥用媒体话语权力.
（4） 新闻从业者个人层次：这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媒体工作环境、市场竞争和生活压力对新闻从业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和塑造，也就是说研究“以公器泄私愤”这种非理性职业心态。
本文主要从个体层次，也就是社会心理学角度，对中国媒体从业者这种非理性职业心态进行分析。本文认为，这种在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中蔓延的“愤世嫉俗”非理性职业心态，是市场化导致“单位体制”崩溃后，个人失去权力保障和心理依赖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单位体制崩溃”是原因（自变量），而“愤世嫉俗”心态是结果（因变量），原因导致结果的机制就是失去权力保障后的“不安全”心理。
一、 中国媒体从业者“愤世嫉俗”之现状
在本文中，媒体从业者的“愤世嫉俗”，不是指“党的喉舌不为党说话”，而是特指当前在中国媒体从业人员中流行的一种非理性职业心态。这种心态通常表现为：有意制造人民与政府之间对立、故意破坏社会群体之间团结、散布失败与前途迷茫等悲观情绪、过度美化理想中的西方世界。这种愤世嫉俗心态虽然鼓吹“平等自由”，但是绝对不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也坚决维护不让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用不耐心的冲动、抱着一蹴而就的观念，将个人来源于书本中的理想，狂热地和大众渲泄情绪融汇在一起。这种非理性心态，以为跨越现实正常发展阶段，直接进入新体制，就能解决现实中的一切不公平。而这种非理性心态，弥漫在整个媒体行业中，通过媒体的话语权对公众思潮的影响和塑造，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霸权。
很多媒体从业者，作为单个人，是理性的、有判断力，但是一旦聚集在一起，就相互感染，“愤世嫉俗”的心态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形成了社会心理学所说的“群聚效应”，即理性的个体一旦聚集成群体，该群体就变得智力低下、判断力就消失，群体的行动不再受理性支配，而是受群聚后形成的集体情感支配集体行动。媒体从业者一方面憎恨权力的傲慢，一方面却臣服于新的精神领袖，甚至要倚重比自己儿子年龄还小的网络写手的语录，来进一步渲染和发泄内心的愤懑。
笔者调查了全国20多家媒体将近100位记者，对他们在媒体的作品和个人在微博上的言论做了一个分类和分析，本文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媒体从业者愤世嫉俗的数量和新闻职业道德素养的高低，与所在媒体市场化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缺乏体制内媒体做后盾的小媒体，越需要依靠市场生存，而这些媒体从业者，越容易愤世嫉俗，甚至铤而走险。在现实工作中，这些媒体从业者喜欢“创作新闻”，制造惊天大新闻；在网络中，这些媒体从业者在微博上非常喜欢爆粗口，滥施语言暴力。
如今这种愤世嫉俗非理性职业心态成功地占领了舆论和“道德制高点”，建立起强大的意识形态霸权，逐步主导着中国社会大众思潮。这一群体逐渐偏离了应肩负的社会责任，“拿起刀叉吃山珍海味，放下刀叉开始骂娘”。对社会不公的批评，不是出于媒体应该具有的理性去设身处地分析，也没有肩负媒体不能挑动社会分裂的责任，而是用“一对则全对，一错即全错”的感情冲动，毫无节制的嘲讽和鞭笞着中国发展中的社会万象生态。
这种“愤世嫉俗”心态影响着很多媒体从业者，事实上形成了三大“新闻创作”群体：
（1）挖历史臭脚，用中国历史中的污点来摧毁大众历史荣光感。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如果用当今价值判断，都能找到丑陋的一面。对待历史应该从整体上、在那个特定环境下去理解。正如欣赏一位美女，是去欣赏她的整体，如果用一个100倍放大镜去看的话，只能看到美女毛孔里肮脏的汗渍，怎么可能有“美”的感觉而言呢？此类挖历史臭脚的“历史发明创作群体”，恰恰是用一万倍的放大镜，去寻找美女身上的汗迹污渍，以此来证明这位美女实际上是丑陋的。现在那些诋毁朝鲜战争的文章层出不穷，用恶毒的文字去攻击为国捐躯的烈士（反观美国媒体的一条规则：可以质疑战争，但是绝对不能诋毁美军战士个体，即使该战士如何残暴没人性）。于是“翻案”成风，到处都是“历史真相”，诸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伪造的、美国实际上退还了庚子赔款等，这些所谓的“真相”，将抗日战争以来，尤其是朝鲜战争后历史上第一次在人民中形成的“中国”国家认同感、历史荣光感一点一点被摧毁。
（2）鞭笞现实，用启蒙性的概念来激发社会更多仇恨。一名良医，是既能发现病灶、也能给出良药、尽量在不影响其他正常器官的情况下，去逐渐修复病变部位的这类医生。庸医则是不知道病因在何处，或者发现了病灶就直接割除有病器官、或者干脆把病人给直接杀死的医生。同理，监督政府、揭露社会阴暗面、为社会公平大声疾呼、表达对社会的关心，无论是嘲讽还是鞭笞，这是媒体的基本责任。笔者坚决支持媒体这一责任，也敬重很多媒体记者的此种敬业精神，但是却不赞同有些记者用启蒙性的概念，去煽动社会之间的仇恨和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也坚决反对以谎言来攻击现实。这类记者用简单的“民主、自由”等含混不清的词汇，给所发现的问题开处方，民主就是万能药，似乎只要民主了，北京的交通问题就解决了、空气污染也就没有、房价就会掉下来、春运就不再是问题、而腐败也会彻底消除。媒体用这种含混不清的词汇，唤醒民众宏伟壮丽的幻想，让民众听到这些词汇就肃然起敬、俯首而立。
对于中国的发展，我们的部分媒体总是用各种失败的非理性心态去评论。科技自主研发了，就怀疑质量问题；购买国外技术，就渲染我们只会山寨。严格执法了，说只会欺负百姓；对外强硬了，又高喊义和团来了；花钱买国外矿石，就质疑浪费外汇；对稀土提价，却批评我们不遵守国际规则；营救在动乱国家的同胞时，飞机收费了，质疑国家趁火打劫；飞机不收费，抨击浪费纳税人的钱。部分媒体从业者享受高铁迅捷给采访带来的便利，但是散布高铁浪费社会资源的言论；享受城市化带来的高质量生活，但是过度渲染拆迁的社会不公；享受国防技术发展带来的和平环境、却诋毁科技人员的心血与成果。
总之，政府是邪恶的、官员是腐败的、政策是失败的、科技是落后的。整个舆论弥漫着失败与绝望的悲观情绪，煽动着地域与地域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分裂着社会的团结。甚至有些媒体亲自参与制造社会冲突，例如“广东话之争”引起的群体性事件。部分记者对一些新闻当事人的话断章取义，改变说话的语境，制造群体之间对立。最恶劣的情况是，部分记者甚至成为某些事件的导演，教事件当事人怎么与政府对抗，然后激化矛盾，制造更大的新闻。媒体颠倒黑白的结果，竟然都对从ATM取别人钱这种犯罪行为都一片叫好。出现校园凶杀案后，媒体一味的渲染校园谋杀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因果联系，进一步激化社会怒火，使这种凶杀行为成为一种社会示范效应，从而导致出现更多的以校园凶杀为泄愤手段恶性事件。正是某些貌似维护社会公正的媒体，客观上却是纵容校园凶杀屡次出现的帮凶。发展成就在他们眼里，统统是失败。历史是失败的、现实是失败的、未来也将会失败。只要敢阻止我的“失败论”，那就是与“言论自由”作对，与“普世价值”为敌。
（3）美化西方，用在现实中能够寻找到的理想社会来映射中国的丑陋。客观的介绍西方社会先进管理经验，这是媒体的功能，也是让包括政府在内的人民群众了解外部社会的窗口。但是一些媒体却在过度美化西方，很多记者仅仅有一两次走马观花的旅行，甚至根本没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用幻想中“美国”或者干脆直接编造心目中“美国”，以映衬中国是多么的落后于丑陋，或者渲染民主是如此的华丽与诱人。
《中国青年报》这家标准的“喉舌”，为了映衬中国个税负担过高问题，断章取义捏造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对98%美国人免税”的新闻，接着广州某媒体以此为证据做了一篇封面文章，以美国税收来证明中国对中产的残酷剥削。中国中产的确负担过重，但是用美国中产赋税状况来映衬，那是找错了对象，是以谎言来攻击现实。因为美国中产个人赋税比例在45%左右，是中国中产个税的几倍。一位年薪15万美元的中产，最终落进口袋只有8万美元。这些媒体更不会知道，美国国税局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独立税务警察部队的税务机构，并且联邦国税局有调动国民警卫军镇压集体抗税的军事调动权。
广州某媒体，为了说明美国治理堵车问题，做了一篇长文，美化波士顿大隧道工程（Boston Big Dig），盛赞该工程多么伟大，多么为民造福。岂不知该隧道是美国近年来最腐败、最豆腐渣的工程。该隧道从最初预算的26亿美元追加到220亿美元，工程历时十年，至今扔斑斑驳驳、到处漏水，甚至出现水泥板脱落砸死人而一度关闭的事件。其中黑幕重重，负责调查该工程的委员会都无法再深查下去，这项工程被美国媒体称为 “让美国蒙羞的象征”。广州媒体这篇文章完全是将维基百科“Boston Big Dig”词条原封不动翻译的产物。美国人自己都认为是耻辱的象征，结果被我们的媒体吹嘘为伟大工程的典范，在美国的华人圈中被冠以“奇文”而互相转发。
为了映衬中国的房价问题，一些媒体渲染美国房价低廉，用纽约最破烂的黑人区房价，或者美国中西部农村房价跟北京四环内的房价相比较。他们不知美国房产税平均在2%左右（有的州甚至更高），一套50万美元的房子，每年房产税1万美金。也就是说买房50年以后，交的房产税等于再购买了一套同样的房子。高额的房产税使一些老人的退休金无法负担，只好卖了房子去住敬老院（Nursing Home）。这些媒体对于美国警察全副武装，将因失业而无法给银行付房贷的家庭赶到流浪汉之家（Homeless Center），银行将房屋封存拍卖的新闻视而不见（也许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部分媒体盛赞美国国会议员文质彬彬，是民选议员的典范、民主的象征，岂不知美国国会有一支由两名纠仪长（Sergeant In Arm）领导的1800名全副武装的国会警察部队、平均每3名国会警察看着一名议员、对于议员有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的行为可以立即实施抓捕这种事实。美国的民主秩序是完全在强大的警察暴力控制之下，我们的这些媒体一味宣扬美国的民主，却从来不客观报道背后这种强大的国家警察权力。
以上这三大“新闻发明创作”群体，实际上是有逻辑关系：既然历史都是谎言，建立在这些谎言基础上当今社会就产生了目前如此多问题，而解决之道就是变革为已经存在的西方政治体制。他们在传统媒体中公开创造新闻，在个人微博中滥用语言暴力，主导和绑架公众情绪，对其他竞争对手恶毒攻击。此类媒体记者用情绪的集体磨合，去摧毁民族自信，让信众开始怀疑、愤恨现实，这种悲愤媒体和社会大众互相螺旋式的情绪感染，使中国社会思潮出现一片混乱的景象，导致了目前中国整个社会迷茫和悲观，以至于宋强先生疾呼“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失败主义”。
媒体经营管理层纵容、媒体从业者集体悲愤，使整个行业受到这种愤世嫉俗非理性情绪感染。虽然他们蔑视权力，但又保守软弱，因此需要同盟军。他们并非赤膊上阵与权力对抗，而是掀起无形的新造神运动，构造出一个新乌托邦和一批社会意见领袖，将这些意见领袖推向前锋。无论这些领袖成功与失败，对于躲在领袖身后的他们来说都是胜利：成功代表了他们的努力，失败代表了权力的邪恶。他们一方面在享受着权力体制内的既得收益，一方面又在消费渲染公众对权力体制不满而获取的巨大商业利润，以更多的物质收益，弥补着“相对剥夺感”带来精神上的损失。
为什么中国新闻从业者变得如此愤世嫉俗？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主观上有意撕裂社会团结的行为？本文将从媒体“单位体制”的崩溃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深入分析。
二、 媒体“单位体制”的崩溃
“单位”是指以工作机构为核心，成员长期在同一空间内工作、学习、住宿的一种社会结构。美国学者Kenneth Liberthal （李侃如）认为，“单位是指一个工作区域，例如工厂、大学、政府等。单位给了所属成员生活需要的所有资源：住房、娱乐活动、子弟学校、医疗机构等。单位甚至提供食品、衣服、家具等用品的合理补助，并且承担了计划生育管理、婚姻危机调解、以及养老保障和安葬补助等功能”。 在一个单位里，成员享受被终生雇佣待遇，但同时也丧失了没有经过管理机构许可就变更工作的权利。 单位体制是中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这一体制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而逐渐崩溃。
单位体制崩溃前，新闻媒体属于“体制内”，也就是归属政府的一个“事业部门”，政府各级财政负担所管辖媒体的一切开支。进入媒体就等于进入政府一个事业部门，享受单位体制一切保障，例如工资、户籍、住房、福利、医疗、退休、甚至去世后的安葬费用。部分大的媒体有机关食堂、幼儿园、医务室等，甚至承担解决配偶工作的责任。在一些媒体，非技术岗位也存在工厂中子女“顶替”的政策。单位体制内有不同行政级别和技术职称，它们与工资福利等挂钩。工资构成也是遵循国家标准，“基本工资+级别工资+各种补贴”，例如交通、误餐、降温、取暖、书报、独生子女费等。媒体从业人员是“有单位的人”，有工作证、记者证、技术职称证书，有固定上下班时间，所有后勤保障逐一到位，甚至发电影票、洗澡票以及理发票等。
单位职工有正常带薪假期，女性有产假、婚假，异地工作者有探亲假等，加班有加班费。应届毕业学生进媒体工作叫“分配”，从其他媒体转换工作部门叫“调动”。媒体工作人员往往以自己所在机构为标签，例如“我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你是中央电视台主任记者”。媒体从业人员对所在单位有高度身份和精神认同。同事之间也是很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关系。大家都住在“家属院”中，邻里之间生活上互相照顾，单位的领导干部甚至负有解决他人家庭纠纷、给单位内单身职工安排机会解决婚姻的责任。在同一单位中，虽然工作时期有晋升、加薪的竞争关系，但退休后就是互相心理依赖和精神寄托的老朋友。楼上楼下常常窜窜门、拉拉家常，在老年活动室里打扑克、玩门球、唱京剧，所谓的远亲不如近邻，“不是一家姓，胜似一家人”，其乐融融。
在单位体制内，媒体从业人员除了工作就没有其他后顾之忧。那个时候，“党的喉舌”的确是为党说话。虽然缺失了监督政府的职能，没有所谓的“第四权力”，但是从媒体工作者自身角度上来说，大家是平等的，心态是健康的，是在一种为了国家和社会整体事业而奉献的态度下共同工作。大家不存在生活问题，也不存在身份问题。周一至周六每天上午10点，各个单位大喇叭同时响起“现在开始做，第x套广播体操，预备，起”的音乐节奏，职工们都整整齐齐的在大院内共同做广播操。而单位领导和普通职工基本上是平等的同志关系，上班需要自己去打开水，周六下午是固定大扫除时间，上至领导、下至门房一块劳动，整个一种“热火朝天”的氛围，周日下午或晚上经常有职工及家属自编自演的各种晚会等联谊活动。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加速，媒体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化程度最高、商业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虽然在形式上牢牢受到宣传部门“有形的手”控制，但实际上媒体之间已经形成白炽化竞争关系。媒体之间竞争日益激烈，而新闻来源有限，那么就需要更多媒体从业人员像蟑螂一样钻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来发现新闻线索，从而使媒体成为“人海战术”最集中的行业。但是媒体在形式上还是国家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是有编制的，也就是说编制内的人员享受“单位体制”提供的一切生活物质保障。仅有的人员编制数量是无法满足日益残酷的竞争，也无法满足“人海战术”所需要的人员数量，因此就出现了大量编制外媒体从业人员。“单位体制”无法承受如此庞大从业人员的后勤保障，在商业化竞争的环境中，“单位体制”逐渐崩溃。
三、 单位体制崩溃后媒体从业人员现状
人海战术需要大量媒体从业人员，从而导致进入媒体的门槛不断降低，北大清华金字招牌已经彻底失去光辉，硕士博士学位也暗淡无光。任何学科、任何年龄，只要不缺胳膊少腿、能跑能写都能进入媒体工作。很多媒体也将招人权力下放给制片人或者栏目主编（这种情况在电视台尤为突出），根据工作需要自行安排。市场竞争导致人海战术，从而出现一支庞大的媒体从业大军。
笔者调查了全国20家有代表性的媒体，其中北京10家：包括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周刊》、《北京青年报》、《新京报》、《财经》等，天津1家：《每日新报》；上海1家：《新民晚报》；广东5家：《时代周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周刊》和《羊城晚报》；西安2家：西安电视台和《华商报》；海南1家：海南电视台。
目前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基本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采编、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一部分是市场运作人员。采编和技术人员是媒体的主力军和一线工作者，市场运作人员是给媒体做市场营销，例如扩大发行渠道、承接广告等工作。本文的“媒体从业者”专指在一线工作的新闻采编人员，不包括媒体市场运作以及媒体机构内部的行政、技术人员。
经过对这些媒体调查和分析后发现，由于电视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平面媒体，因此电视台的从业人数远远大于平面媒体。中央电视台目前能够统计到的总人数为17,000人，采编人员约9,000人，海南电视台为1,750人，采编人员约850人（本文选择央视和海南电视台，是因为央视代表了最大的电视台，而海南电视台则代表了最小的省级台）。平面媒体从业人数分布在50-500人这个区间，大部分平面媒体，例如《环球时报（英文版）》、《时代周报》、《新民晚报》等采编人数在200-300这个人数区间。
虽然媒体的“单位体制”在逐渐崩溃，但是还没有完全崩溃，也就是说媒体的市场化并未彻底，还存在着大量原有“编制内”从业人员。因此就出现了“编制内”和“编制外”的身份差异。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央视采编人数为约9,000人，编制内正式员工约2,600人（其中包括原有的大量行政人员），企业聘用（编制外）约7,000人左右。海南电视台编制内约640人，企业编制（编制外）1,110人。根据我的调查，平面媒体编制内和企业聘用人员比例在7:200左右，也就是说，一家有200名采编人员的平面媒体，编制内大约只有7人左右。
编制内和编制外最大的区别在于，编制内人员还属于政府事业机构职工，一切开支由同级的政府财政负担（例如中央电视台，这是隶属于国家广电总局的一个事业单位，台长的身份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即使央视每年有巨额广告收入，但是还依然享受广电总局的财政拨款）。而编制外人员没有事业单位的职工身份，一切开支是由媒体的收入负担，即媒体的“成本”之一。编制内人员还能继续享受原来“单位体制”的福利，有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和技术职称、有户口、由财政负担养老和医疗等；编制外人员则不再享受这种保障。编制内的职工，工资构成依然维持原有事业单位工资结构，并同时享受到市场化带来的利益，在“基本工资+职务工资+补贴”的基础上，外加“奖金”，也就是媒体商业化以后带来的利润。然而编外群体则只有少量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这种冠冕堂皇的“绩效工资”实际上等同于工厂的“计件工资”。在电视台是计算节目播出量，在平面媒体是计算发稿量。播出一期节目、发一篇稿件就有一份工钱，有的媒体甚至将“绩效工资”与收视率和发行量挂钩。因为电视收视率和报纸发行量决定着广告收入，而广告收入决定着媒体生存。
媒体从业人员不仅仅存在编制“内与外”的区别，编制外人员之间还存在着三六九等。例如电视台分“企业聘用、栏目聘用以及其他的临时聘用”人员。而平面媒体则是以“合同制”和“实习生”来界定编制外人员身份。企业聘用还能出现在电视台人事处的管理档案中，还能享受一些劳保。而栏目聘用和其他临时聘用则不在此列，他们的聘用完全是由制片人来决定。因此究竟中央电视台到底有多少采编人员，谁都说不清楚。对于庞大编外人员来说，绩效工资成为收入主要来源和生活唯一依靠。编制外人员最怕问的问题就是“每个月挣多少钱”。“怕”并不是出于个人隐私，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挣了多少或者将挣多少，所有收入完全取决于本月的工作量。每年春节，对于编外媒体从业者，尤其是平面媒体来说，都是“绝望的二月”。二月是媒体民工开支最多而收入最少的时期，被自嘲为“别人过节，我们‘过劫’”。因为整个月都是在春节氛围中度过，春节前早就布置好版面，一个月基本上不会再需要新的稿件。以“实习生”或者“栏目聘用”为身份的从业者，连基本工资都没有，所有收入全部依靠发稿量和节目播出量。这种在编制外人员群体中处于最底层的从业者是最悲惨的一个群体，他们主要以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他们早就放弃了获得北京上海广州户口这类遥不可及的目标，唯一的希望就是早日转成“合同制”员工。
一些平面媒体对编制外聘用人员采访的费用都不予报销，逼迫很多采编人员假装进行过实地采访，实际上是在家里通过互联网“复制粘贴”炮制出来的新闻。2011年初出现的“微博打拐”运动，某媒体为了抢占市场，刊发了一篇《富裕乞乡》的采访，该文报道了安徽阜阳有一个专门拐卖儿童并折磨致残后，用于乞讨的拐卖儿童专业村。该文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众多媒体记者纷纷前往该村，结果发现并不存在这一现象。实际上，该文作者根本没有实地采访，他是将2003年《新民周刊》曾经报道过的一篇文章剽窃，甚至连原文中的错别字都没改动，并加入了“用硫酸泼，用铁笼子训练”等描述。事实上，这个村子以前确实有拐卖儿童的犯罪集团，但是经《新民周刊》曝光后，阜阳警方早就摧毁了这种有组织的犯罪。
除了不稳定的收入，编外人员不再享受以前单位体制所带来的物质保障，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福利住房、没有带薪假期、没有子女入托、没有失业救济。医疗、失业、养老等福利转向了社会保障体系，单位不再承担。媒体已经从国家事业单位转向了“血汗工厂”，大量编制外从业人员自我嘲讽为“媒体民工”，尽管总体上收入不差，但是每一天、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安全、不稳定的心理阴影中。在很多媒体，能够“转正”是比发一个大红包更值得渴望追求的目标，但是大部分媒体已经关闭了“转正”的大门，甚至很多主编、制片人都是编制外身份，根本不存在晋级的可能。前途对于他们来说非常迷茫、工作完全成为谋生的手段，而非事业追求。
四、 “单位体制”崩溃后，媒体内部的不平等
编制内和编制外的区别形成了身份不平等，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单位体制”和“商业体制”的混合怪胎，在中国现有会计制度和新闻从业资格认证体制下，造就了更大的不平等。编制内职工每月准时领取自己的工资奖金，而一些媒体的编制外员工，除了少的可怜的基本工资外，收入真正来源的“绩效工资”则需要通过大量发票来冲账以换取现金。随着国家审计制度越来越完善，审计力度不断加强，用于报销的发票种类、时间也越来越严格，并非所有发票或者任何时间段发票都能用于冲账。
在央视主楼里，有一间类似于火车站购票大厅一样的“报票大厅”，每月20日左右，各个栏目组财务秘书拿着厚厚的票据本，排着长长的队伍，在“报票大厅”内等候报销。财会人员在一一核对后，用现金的方式返还给各栏目组财务秘书，经过制片人签字后，秘书再转发给这些辛苦工作的企业聘用合同制员工。如果某一员工在一个财政年度内没有找到足够的发票，里面的钱也就自动终结，就等于很多工作白干了，还没法向农民工那样举着牌子“讨薪”。央视这些编外员工经常抱怨，“宁愿工资低一点，也不愿意整天到处低三下四求人找发票”。
在央视里，流传着这样的苦笑话：“某记者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理到前面时，说了句‘抬头’，该记者立马蹦出：‘中央电视台’”。在工作之外，众多“媒体民工”为了寻找各种发票而疲于奔命，发票意味着他们生活的依靠和希望，从而成就了一只庞大的、为“媒体民工”供应各种票据的大军。北京西站出站口那些购买旅客用过的火车票的人员，就是专职为“媒体民工”供应发票的产业大军成员。
对于编制外媒体从业者来说，比找发票更严重的问题是“身份认证”。编制内人员有机会经过职业技术资格考试获得记者证，在工作时，成为一种合法身份证明。而很多“媒体民工”因为没有在编制内，常常没有资格获得记者证、工作证，外出采访唯一身份认证就是一张介绍信。由于单位体制崩溃并不彻底，因此在很多媒体里，“编制内”人员不需要亲自跑新闻，坐在办公室里旱涝保收，有的甚至一年都不会真的去上几天班，全部新闻采编任务全部落在编制外人员身上。在事实上是编制外庞大的“媒体民工”通过自己辛苦劳动，养活着编制内的许多“懒汉”。甚至有些编制内的行政人员时常对编制外的“媒体民工”颐指气使，而生活压力不得不迫使干活的“民工们”忍气吞声，在机构内部就形成了“编制内”剥削“编制外”的不平等制度。
这就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奇特现象：有记者证的坐办公室，跑新闻的却没记者证。央视的一些编制外记者，辛苦外出采访，除了话筒上那个白色的“中央电视台”标志和一张介绍信外，就没有任何其他官方身份证明证件，在采访负面新闻时，让这些记者们底气非常不足。一些由大媒体派生出来的市场化平面媒体记者，出门采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媒体的名字，而只能用所在媒体的母机构来进行身份认证。 2010年两会发生的某省长“抢录音笔事件”，当这位省长问记者“你是哪家媒体的？”，被问的小姑娘怯生生的回答“我是《人民日报》的”。实际上，她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市场化媒体《京华时报》记者。底气不足使得当时气氛非常尴尬，众多同行因此而打抱不平，从而引发了这起轰动一时的事件。
由于媒体安全保卫需要，有些编外人员连自己所在媒体的主要建筑物都进不去。例如在央视，大部分编外人员都没有进过主楼，有的甚至连央视大院都没进去过，一张“进台证”就成为央视内部的一种身份象征。在央视附近地铁或者公交车上，经常能看见一些在央视工作的小姑娘将大大的橘红色“进台证”挂在脖子上。这并非是炫耀，而是一种渴望周围陌生人对自己辛苦的工作、来之不易身份的认可。对于很多编外人员来说，最尴尬的事情，莫属自己一些外地来的亲戚朋友提出“想进央视大楼看看”的要求，因为自己都没进去过，怎么有可能带着亲戚朋友进去？有时候碍于面子，在尴尬中不得不求助于编制内同事帮忙开一张“进门条”，由同事带着亲戚朋友进去转一圈。
在一些媒体，更极端的情况是很多“实习身份”或者“栏目临时聘用”人员连办公桌都没有，都是看哪位同事不在办公室，就赶紧在这位同事的桌子上抱着笔记本干活。因而在媒体内部，面对编制内群体，不平等身份使得编外群体由自卑转化为忿恨甚至愤怒；而在媒体圈之外，他们又有着“第四权力”、“无冕之王”的优越感。这种自卑和优越感的奇怪组合，塑造了编外媒体从业人员双重心理，在不同场合，就要转变不同身份和心理。
媒体从业人员具有高度流动性，根据我的调查统计，媒体人员流动比例在8:1左右，即每年更换八分之一采编人员，最普通的采编人员在一家媒体平均工作年限在3—5年这个时间范围。即使在同一间办公室，但是属于不同版面或者不同栏目的同事之间根本不认识，也没有机会交往。最极端的情况，同一个组的记者，出门采访归来，就会发现办公室来了一位新同事，在紧张编排完手头的稿子后，就要寻找下一个新闻焦点，接着外出采访，根本没时间与新同事相互认识。等再次采访归来，那位新同事在这期间寻找到新的工作而离开。
媒体内部的规则是“谁发现、谁报题、谁制作”。尤其是平面媒体，从报题到采访到最后制作全部都是一个人来完成，根本不需要团队合作。新闻的性质决定了高度稀缺性，同一部门同事之间就形成了“零和关系”，一个人得到就意味着其他所有同事的损失。在计件工资制下，工作量直接关系着收入高低。因此同一个组内，大家都想尽办法抢占报题先机。在这种高度流动性和内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同事之间从此没有机会形成单位体制里长期工作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亲情。那种每天上午10点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的场景没了，每周六下午领导和职工共同打扫卫生热火朝天的景象没了，同事之间嘘寒问暖的亲情没了，冷漠取代了原来革命战友关系。市场竞争的“压力山大”这一词汇代替了单位体制的“热火朝天”。
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内每周六下午所有职工都共同打扫卫生，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消除领导与群众之间心理层级的机制，也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延续、实现机构内人人平等的活动。然而如今这种传统完全消失，打扫卫生外包给专业清洁公司。市场化的结果没有导致公平，反而加剧了等级结构。媒体领导“高高在上”，他们不但是坐在普通媒体从业者从来没有踏入过的、最高层的豪华办公室内，而且也是普通采编人员高高抬起头没见过、也不认识的人。
人员高度流动性、内部高度竞争性、机构内部身份差异和不平等，导致了编外媒体从业者很难对自己所在的机构产生心理认同。一些保留单位体制传统的媒体领导，也试图组织一些晚会或者运动会，但是媒体这种“计件工资”制迫使很多从业者都不敢浪费宝贵的时间，他们也缺乏热情和兴趣去参加，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还有此类活动，加上缺乏对机构认同、同事间也不熟悉，这类活动往往并未有原来单位体制内的活动效果。市场化媒体的“计件工资”制度迫使每一个人不得不选择竞争，面对生活压力不得不四处奔波，而每个人都生活在缺乏人与人之间关怀的冰冷环境中，因此心中的愤懑外加这种孤独感，就会摧毁心中最后一点人文情怀。
由于新闻事件不可预测，市场化竞争迫使媒体报道必须快速与及时，最优秀记者也可能错过一起有新闻价值的突发性事件。一名优秀记者，并不取决于他/她的学历、毕业学校以及所学专业，而是取决于拥有多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记者自己的通讯簿是一个比北大清华金字招牌更有力的利器，然而社会网络资源是不可能独占或者垄断的，个人被市场竞争完全“原子化”，新闻行业离开谁都能运转，媒体老板绝对不会因某员工的北大清华金字招牌而另眼相待，他们更看重的是有多大能耐发现新闻和快速联系上新闻当事人、并能够以最快速度制作完可以播发的稿件或节目。年龄已经成为媒体记者的敌人而非资历，中年媒体记者由于身体、家庭因素，已经无法与年轻人展开竞争，媒体已经沦落为“吃青春饭”的行业。
在这一行业，个人价值与能力不再重要，个人才智被消弱，一个人就像机器里面一颗不起眼的小螺丝，而机器旁边，有一大堆新螺丝在等待随时替换旧螺丝。最优秀的记者也只是得到一份比自己同行稍微鼓一点的红包而已，金钱补偿取代了原来单位体制那种“一张奖状”的精神鼓励。在如今记者们的家里，再也看不到当年专门悬挂一张张金灿灿纸质奖状的那面墙，记者的父母也不再会收到单位寄来的“喜报”。个人渴望受到上级或者同事的那种尊重、平等、鼓励以及对能力的肯定之情，仅仅化作只有自己知道多出来的几张纸币而已，而这些是无法与“单位体制”曾有过的、那种父母妻儿共同永久分享的精神鼓励相比拟的。这种“单位体制”物质与精神支柱共同逐渐崩溃的结果，是年轻人一颗曾经满怀理想与工作热情的心被一步步扭曲。
户籍问题也是编外人员心中一块难以解开的死结。北京、上海、广州聚集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尤其以北京和广州最为集中。而“北上广”又是生活成本最高、生活压力最大的城市，尤其以北京为最。央视17,000员工，有北京户口不超过4000人。北京户口不仅仅跟买房、买车和子女就学等生活息息相关相关，更重要的是北京户口提供了一种心理归属，是一种免受自我心理歧视的护身符。很多在央视奋斗多年、已经晋升成为“制片人”“主编”的媒体从业者，虽然他们开着豪华车，住在高档小区，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这种心理死结很难克服。
北京市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房价、控制车流量的措施都是跟户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而这类新闻，却是由这些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播发。发布这类新闻，不仅仅是和自己生活状况相关，而重要的是一种外部歧视性政策导致心理极大的自卑感。克服这种心理症结是需要经过一番挣扎，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内心自我折磨过程，任何人很难置身于这种心理倍受歧视的痛苦之外。用一个极端比喻，就像让一个死刑犯自己宣布对自己执行死刑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让新闻媒体从业者应该理性的要求，都是虚伪和不切实际的，因此“喉舌”怎么能心甘情愿的“为党说话”？众多市场化媒体从业者又怎么能够不群起而攻之呢？几乎所有商业媒体从各种角度，对北京市政府的政策进行抨击，这个时候，北京市政府很难找到替自己说话的人，媒体用最大的声音，质疑声一浪接一浪，在北京众多非北京户口的群体中产生巨大共鸣，因此某网络意见领袖一篇“在中国，人人都是外地人”的网文就迅速流行。
这种局面是整个媒体的现状，并非是媒体领导人个人意愿造成的，不存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用脚投票的可能性。“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局面让扭曲心态更加忿恨，因此改变现有制度成为一种幻想。从而在编外媒体从业者眼里，一切都不是合理的、一切都是黑暗的、一切都需要推翻。“只要改变体制，就能改变命运”成为一条“普世原则”在媒体从业者信念中传播开来。个人和机构的不平等塑造了从业者的双重心理，扭曲了他们正常的思考，一步步从理想走向忿恨。“愤世嫉俗”像病毒一样迅速感染了这一行业的从业者。
五、 “单位体制”崩溃后，媒体与权力部门的关系
虽然媒体运行高度市场化，但是仍然受到党的宣传部门、政府新闻广电出版等权力部门控制。宣传部门几秒钟内签发的一张传真文件，就能阻止一个新闻话题。而这个新闻话题被阻断，则意味着无数人的辛苦工作被付之一炬。在以前“单位体制”内，工资奖金跟发稿量和节目量播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然而如今这种传真，不仅仅是让一期辛苦制作的新闻没法播出，而更重要的是有可能让“媒体民工”在生计上缺水断粮。愤怒的媒体从业者经常通过网络，将宣传部门的传真文件公布出来，利用网民对新闻控制的反感声浪来释放内心的愤恨。这种带着红头大公章的文件被不断曝光后，迫使各级宣传部门用电话口头通知的方式来控制新闻媒体，防止以前那种“白纸黑字”证据被公布后引发的大众舆论压力。
与此同时，一些大的新闻机构，虽然也高度市场化，但是仍然保持对新闻资源的垄断地位，依然被视为“党的喉舌”。例如党的三大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此外还有被称为对外宣传喉舌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虽然在形式上还保持着“党的喉舌”形象，但实际上这“三大喉舌”通过分割剥离等方式，已经衍生出数量庞大的商业子媒体。例如“人民日报”旗下有《环球时报》、《京华时报》等，新华社旗下有《国际先驱导报》等众多市场化报刊。媒体市场化的结果出现了一种很荒唐的“围城”心理，使媒体从业者之间产生一种“互相羡慕”的奇特职业心态。编制外商业媒体从业者往往羡慕党报党刊记者那种稳定的保障体制、非常“方便”的“采访自由”；而这些党报党刊的记者，却羡慕商业媒体记者的高收入和“身份自由”。党报党刊记者编辑不存在生存问题，但却有晋升压力；而市场化媒体记者编辑不存在晋升可能，却天天面临生存危机。这种“围城”心理在这两类媒体从业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非良性的合作关系。
“同属一国媒体之间不互相批评”，这是媒体行业基本规则和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因为媒体掌握话语权，有着社会中最大的声音。媒体之间相互批评和攻击将导致社会团结走向分裂，这是西方新闻媒体几百年以来的经验总结。然而在目前中国，市场竞争的结果是许多媒体自己首先破坏这一职业道德和行业守则。商业媒体记者在采集新闻时，尤其是负面新闻，经常得不到政府工作人员配合。源于对三大喉舌的“放心”和顾忌它们的影响力，各地政府对“三大喉舌”记者在采访时给予各种配合。而这种不平等的采访待遇让商业媒体从业者产生巨大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出现了媒体之间互相攻击的恶性情况。市场化平面媒体记者往往联合攻击“三大喉舌”，尤其对央视记者的攻击火力最猛也最集中。由于央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具有天然的新闻垄断地位，而这种垄断地位也成为这三家媒体机构的“原罪”，商业媒体对这些“三大喉舌”记者的攻击，在目前中国特定环境下，天然代表着向权力提出挑战，具有所谓的“道德制高点”。因此市场化媒体记者对这三大机构的攻击往往能获得读者认可。
2010年末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发生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采访和制作了一期名为“钱云会之死”的节目。由于央视的地位和影响力，当地政府给央视记者的采访以很大便利。不但允许央视记者进入看守所采访事件诸位犯罪嫌疑人，而且殷勤安排央视记者的住宿与接待工作。当时乐清市聚集了众多媒体记者，央视记者这种在生活和工作享受到便利让其他媒体记者大为不满。平心而论，央视制作这期节目的记者非常客观，在节目中基本是罗列事实，而没有做出任何主观判断。节目播出后，上海某商业媒体记者第一个出来，在网络上对该央视记者进行人身攻击。这种攻击主要集中在央视记者在乐清采访时，住在当地政府安排的五星级宾馆里这一事情。其他媒体记者也纷纷声援这位上海记者对央视记者的攻击，将央视的“原罪”和该记者的人品联系在一起。
反观香港媒体，香港媒体记者之间有一条“潜规则”：“除了独家新闻外，一般性的新闻都会在圈子里流传。一位香港记者说：“竞争是老板们的事”。在下面干活的记者虽然是各为其主，但私底下却是互帮互助，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每次重大事件采访完后，记者们都会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有什么可供发表的要点。因为大家都不想回公司后被上司责问为什么自己发出的稿件中没有其他媒体的内容。这很可能会影响到工作业绩与前途。” 这是香港记者的生存之道，那种在镜头面前你争我抢的工作劲头是表演给各自老板看的。记者之间分享素材，大家都上交相同信息量的新闻，不存在你多我少的问题。实际上媒体老板也都知道，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也就默认这一条潜规则。因此香港媒体虽然立场各不相同，但是基本新闻素材信息是相等量的。
媒体的“单位体制”在快速崩溃，但是党政部门依然保持这一传统体制，公务员享受稳定的福利，不用为领取工资到处找发票，有“公务员小区”而不需要承受高额房价生活压力，有机关幼儿园而不必担心子女入托。同样是人、同是“体制内”机构，生活命运却截然不同。一道行政命令就令无数记者蒙受事业挫折感和收入损失，新闻从业者将失望与愤怒立刻转向权力部门，“权力的傲慢”成为媒体从业者的集中泄愤目标。
“愤世嫉俗”的心态，造就了媒体行业流行这样几种“凡是”：凡是政府政策都是浪费公共资源、凡是大型工程都是为利益集团服务、凡是公务员就一定是贪官污吏、凡是西方的就一定是最完美的。虽然很多媒体从业者享受着权力保护带来的巨大个人收益，但是他们更加不满其他人得到比自己更多的利益，在比较中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于是将个人“相对不成功”与社会不公平联系在一起。商业媒体必须在迎合大众心态和不触及权力部门容忍底线之间，如履薄冰似地来回摆动。既然权力部门不让我说现实，那我就挖你不光彩的历史；不让我说某一热点新闻，那么我就给你制造一个新的热点；有了你阻止我发新闻收入损失的教训，那我就有抢在你阻止之前发出去的经验；一切正常媒体渠道都被禁止了，那我利用网络论坛和微博，将被毙掉的稿件公布。个人更多的不满和仇恨，通过传统媒体和网络迅速传播，感染着社会的每一个群体、渲染和煽动人民与政府的对立、制造社会不同群体间的鸿沟。
市场化媒体与权力部门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逻辑死结：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越应该小心翼翼不触及权力部门容忍的“红线”。而凡是触及权力部门“红线”的新闻话题，又往往能够赢得市场。为了市场利润和解决这种逻辑死结，媒体往往采取这样的方式：制作“挡箭牌”和浑身“套盔甲”。（1）制作“挡箭牌”，就是树立意见领袖，将意见领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例如通过制作封面人物、评选年度人物等市场包装方式，在大学教授、公众人物、知名作家等群体里，精心挑选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人物，将他们树立为新时代的社会意见精神领袖。各种有可能惹怒权力部门的评论，往往是通过这些意见领袖的嘴说出来，而媒体只需要附加一句“纯属个人观点，与本媒体立场无关”的字样，就撇开有可能承担的责任。社会意见领袖成为他们的挡箭牌，当意见领袖挺身而出与权力正面交锋时，媒体却在挡箭牌后面，喜笑颜开地计算着市场利润。（2）浑身“套盔甲”，就是绑架公众情绪，让权力部门投鼠忌器。尤其是各种涉及官员、富人的新闻，此类媒体常常运用互联网，以匿名网友的身份，在微博或者各大论坛发帖，往往对事件本身断章取义，改变语境，顺应公众目前的“仇官”“仇富”心态，将大众情绪给激发起来，形成所谓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法不责众的原则指导下，轻易的踩着权力部门的红线跳舞。全民成为媒体的“盔甲”，让权力部门的管制之“刀”无从下手、也不敢下手。
从行业角度上讲，中国媒体总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也是竞争最残酷的行业，媒体应该是中国市场体系中最接近经济学所讲的“完全竞争市场”。由于单位体制崩溃，媒体从业者没有归属感，在媒体工作是一种谋生手段，而非事业追求。正如深圳富士康工人一样，很少有工人会对富士康产生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媒体从业者认为既然媒体并不给予他们永久身份保障，他们也就不必遵从媒体职业操守。如果把新闻看做是商品，也就不难理解，就像马克思所说：“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由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媒体老板们也乐于用从业者的“愤世嫉俗”来抓读者的眼球，在不触及“红线”的基础上抢占市场份额、攻城掠地。本来是机构内不平等造成的愤恨，却巧妙的转化到对整个社会不满的发泄。用一副同情者假惺惺面孔纵容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默许和鼓励自己员工制造新闻，甚至捏造事实以达到“惊天大新闻”的市场效果。
部分媒体从业者公然“创作新闻，发明历史”、制造社会不团结，以谎言来对抗他们认为的“恶体制”，这类方法并不是反对宣传部门控制新闻的理性武器，正如不能制造“毒饺子”出口给日本显示自己爱国一样。本文坚决反对新闻控制，但是本文怀疑的是，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媒体脑袋上还有一只“有形的手”在管理，而整个行业都如此混乱无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只“有形的手”，媒体就一定能走向自律而井然有序？2007年4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后，在美国方面并没有公布详细信息之前，中国的媒体包括中国新闻社、央视这样的媒体都纷纷引用不可靠的小道消息，说凶手是中国人，而且信誓旦旦的有名有姓，连该人是哪一天坐飞机到美国都说得头头是道。反观美国主流媒体，例如CNN，New York Times等，全部使用“凶手身份还未确认”等字样。CNN，NYT并非对中国人有什么好感，他们只是做了一个媒体所应有的基本职业素养。当中国媒体从业者时常抱怨中国新闻如何不自由、如何被控制的同时，能否自身反省一下，自我是否有存在媒体应有的操守以及职业道德规范？
从本质上说，现在媒体的愤世嫉俗与当年新闻“假大空”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后者是以国家面目出现，前者是以个体面目出现。而这种愤世嫉俗对社会的负面作用更大，曾经的“假大空”至少告诉人们这是宣传，而愤世嫉俗则是以新闻客观公正为幌子，以普世价值之名，却干着破坏整个社会团结之实。媒体迎合大众不满情绪获取收益，大众跟随媒体从业者的“愤世嫉俗”而更加悲愤。大众往往“折服”于他们敢于向权力挑战的精神，加上国外舆论赋予的各种光环，他们成功的将“自由精神”和“民族荣誉”融为一体，拥有越来越多忠实信众追随。可以预见，随着媒体市场化竞争激烈程度加深，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媒体从业者加入“愤世嫉俗”的大军中。
六、 “愤世嫉俗”：媒体发展必经之路？
市场化导致单位体制崩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媒体从业者愤世嫉俗的根源，恰恰是其追求“普世价值”中所倡导公平竞争的结果，而他们痛恨和鞭笞的旧体制，却是他们客观上追求物质保障和心理依赖的、稳定的单位体制。正如大学生们在课堂上激扬文字、痛陈喉舌性媒体是“恶体制帮凶”，然而每年毕业招聘时刻，《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大院内像春运火车站一样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着“编制内”入社考试。平时痛骂“凡官必贪”，然而每年最壮观的求职大军却是全国各级公务员考试。
媒体目前“愤世嫉俗”非理性职业心态是中国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媒体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正如在改革过程中，其他行业中出现的阵痛一样，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例如农业中曾经出现农民撂荒导致粮食产量锐减，在工业中出现工人下岗引发群体性事件。媒体从业者高额的收入，并不能弥补只有单位体制才能够提供的心理安全感、事业成就感、同事亲情感。收入越高，就越怕失去。几乎每位媒体从业人员都是大学本科毕业，花费的教育成本也非常高。大学生们在校时一腔热血满腹理想，对未来的事业充满憧憬与期待，对收入的预期远远高于该行业平均水平，而对现实残酷的竞争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媒体从业者自诩为知识分子一员，很少有农民和工人在艰苦工作环境中，那种磨练出来的承受生活压力的忍耐力。面对快速市场化和残酷竞争时，他们无所适从。媒体从业者，总体年轻，没有经历过社会真实生活的砺炼，很容易培养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情绪，这会让他们对政府所作所为毫无认知，或者视而不见。农民、工人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害，由于不掌握话语权，得不到社会各界跨行业、跨阶层的广泛支持。但是媒体不同，媒体从业者利用手中强大的话语权，可以绑架公众情感，让整个社会弥漫悲观情绪。焦虑、恐惧、愤世嫉俗等非理性心态，使得军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武器倒戈，而媒体则可用手中的笔反水。
非常有意思的是，纵观西方新闻发展史，西方媒体也曾经经历了相同的“愤世嫉俗”阶段。而更加有意思的是，相对于目前中国媒体从业者将“民主”和“社会公平”强行联系在一起的情形，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二战前）、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主流媒体，是将“社会主义”和“公平自由”联系在一起。正如法国思想家勒庞（Lebon）所言：“对于（社会主义）这些词语的含义，他们自己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将其付诸实施，一定会导致希望和梦想的实现。”
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是最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整个工业被控制在经济巨头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农民破产、工人罢工、官场腐败，战争阴云也越压越低。这一时期，西方媒体所向往的是“社会主义”，从业者也是经历了长期的愤世嫉俗非理性阶段。他们寄希望通过社会主义变革或者革命而改变官场腐败、假货泛滥以及社会的不公平，因此才爆发了俄国10月革命，希特勒也是以“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名上台的。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西方报纸上都是在赞扬苏联社会主义成就，连英国哲学家罗素都对“社会主义”产生向往。
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处于政界最腐败，也是镇压工人运动最残酷的时期。美国官场腐败的一塌糊涂，经济危机频频爆发，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无从谈起。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政府都受犯罪集团控制，芝加哥法官都是公开受贿，费城居民对民主前景悲观而放弃投票权。这一时期，假货泛滥，例如用稻草发酵加入糖精做草莓酱、将兽药稀释后给人用，种种社会乱象导致了美国新闻界出现了10年左右的“揭丑运动”，新闻记者整天盯着黑暗面揪住不放，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跳出来，直接称这些记者是“整天钻进大粪里的屎壳郎，是把头埋在大粪里的扒粪人（Muckraker）”。因此这一场新闻揭黑运动也被称为“扒粪运动”。这一段时期，愤世嫉俗也是美国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普遍心态，虽然“扒粪运动”无疾而终，但是这种心态延续下来，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赞美，是新闻界给出解决美国经济危机和民主腐败的一剂猛药，大萧条时期，“愤世嫉俗”非理性的新闻宣传后果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向苏联移民的浪潮，美国人在苏联驻纽约移民服务办事处外排着长长的队伍。苏联在纽约的这家机构，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民苏联。（苏联人）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
20世纪60年代，中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而中国的文革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西欧、日本纷纷掀起了各种方式的社会运动。“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被西方年轻人奉为精神领袖，即所谓的“3M运动” 。在法国，激进的大学生和政府展开巷战和街头堡垒战，学生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悬挂在爱丽舍宫的大理石柱上。而在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与“民主”在当今中国一模一样）。美国“文革”大本营——加州伯克利大学学生占领校园，和国民警卫军对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将校长包围在办公楼里长达三天。反对校长的“造反派”和支持校长的“保皇派”在大楼外对抗了三天，最后还是在警察和国民警卫军联合镇压下，才把校长从大楼里解救出来。
文革在美国和欧洲如此流行，跟当时刚刚兴起的电视革命有关。电视记者很喜欢播出社会冲突的细节，直播风起云涌社会抗议的整个画面。媒体之间残酷的竞争，在一度也曾让美国媒体丧失了基本职业道德。一味追求刺激，吸引眼球，“媒体杀人”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越战期间，恰逢美国大规模在家庭普及电视。当时的电视媒体一味追求收视率，直播越战的整个过程。平面媒体为了吸引读者，也连篇累牍描述战争细节。然而这种渲染式的报道，让美国百姓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性，尤其是美国士兵被炮弹炸的粉身碎骨这种血腥场面，直接刺激着美国民众。当时美国社会和主流价值观已经危如累卵，左派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纷纷加入了反主流文化的行列，美国面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社会和信仰危机。
越战后，美国社会逐渐恢复平静，媒体开始反思自己的角色。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貌似以社会正义姿态而掀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差一点谋杀了整个美国社会价值体系，也差一点导致了美国社会完全分裂。因此这些学者和媒体呼吁美国各界从此要肩负“公民”责任，也就是说可以批评政府，但是不能分裂社会，不能动摇美国主流价值体系和信仰。此后美国卷入的任何一次战争，媒体尽量避免现场直播局部画面，民众看到都是对主要军事目标等精确打击的全景画面。而对于美国国内泄愤事件，媒体都肩负起维护社会团结的责任。一方面坚持媒体开放报道原则，一方面又担当起“媒体公民”责任，尽量弱化这种极端方式所造成的潜在社会示范效应。
2010年4月，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破产富商开飞机撞国税局大楼，刚开始美国媒体只是按照突发新闻（breaking news）的模式对事件进行描述，但不做任何判断。半小时以后，所有媒体众口一致，给该富商定性为“国内恐怖主义者”（domestic terrorist），将这种开飞机撞大楼的行为严格限定在他本人投资股市失败而采取的极端行为，并从他个人小时候家庭不幸的角度来进行报道，丝毫不提他是针对股市不合理“税”的问题做出的极端反应。媒体尽量避免将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和他本人极端行为联系起来，从而避免美国百姓产生共鸣，联合起来反对现有的收税政策。因此，媒体成功的将可能出现的反税抗议转化为恐怖事件，就这样媒体再一次承担起公民责任，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2011年1月，亚利桑那州发生枪击民主党议员案，即使Foxnews这样最反对民主党的保守媒体都没有渲染枪击案的“社会根源”，而只是从枪手的个人心理来分析。所有媒体都在弘扬枪击案发生时，群众抓凶手、互相救助的“英雄般”的感人细节。就是在这种媒体高度商业化的竞争环境，媒体竞争归竞争，媒体的“公民责任”还是有的，没有任何媒体趁机制造“惊天大标题”来抢市场，也并没有煽动仇恨增加社会冲突或者政党纷争，这跟中国现在这种混乱的媒体竞争完全不同。
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化已经逐步完成，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大军已经逐渐适应了日益加剧的竞争。而媒体从业人员却是像“小马过河”一样，刚刚鼓起勇气将一只脚踏入竞争性暗流涌动的汪洋大海中。虽然只有在水中才能学会游泳，然而始终无法学会游泳而溺水的小马也是屡见不鲜。权力部门对媒体越来越放松管制的结果，就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市场化媒体、更加浩浩荡荡的媒体从业大军。供过于求必然导致价格下跌，普通媒体从业者的生活必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愤世嫉俗不但是中国媒体从业者无法逾越的必经之路，而且这条道路也将越来越艰难和漫长。可以预料，这种非理性职业心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会愈演愈烈。
结语
本文从媒体从业者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中国媒体行业存在的“愤世嫉俗”非理性职业心态。本文认为，市场经济竞争导致媒体单位体制崩溃，其结果使得媒体从业者失去曾经存在的巨大的权力保护外衣。如今媒体从业者，外部承受权力的“傲慢”，内部缺乏平等与尊重。事业挫折感、生活压迫感、同事冷漠感，同行竞争感的共同作用，让媒体从业者无时无刻不处于焦虑和不安全感中，因而“愤世嫉俗”也就成为媒体行业普遍的非理性职业心态。媒体从业人员因而陷入一个悖论中：他们现实中鞭笞的旧体制恰恰是他们客观上最渴望得到的，而他们理想中追求的新体制却是导致他们集体悲愤的原因。市场化改革的结果犹如“开弓没有回头箭”，媒体再次回归单位体制是完全不可能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媒体产业大军，这种愤世嫉俗的非理性职业心态不但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反而可以预见，将会愈演愈烈。
实际上，媒体是平衡社会极端思潮的中坚力量。成熟社会的媒体及其从业者，既肩负着批评和监督政府的责任，又在最大程度上维护着社会价值体系的稳定。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社会才能修复自身存在的问题，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有可能建立起社会群体之间的宽容与谅解，从而迫使政府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矫枉过正是修复社会问题的手段，但是这是建立在社会动荡和族群分裂代价上的一种式。激发社会不满、渲染社会不公，却没有建设性的改变社会不公平的意见，虽然属于媒体从业者精神的胜利，但是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