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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喉舌却不愿意为党说话”，这是中国目前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一道奇特景观，对于掌控新闻媒体的宣传部门来说也是一种莫大讽刺。一直鼓吹“普世价值”的商业化媒体就毋庸多言，然而很多诸如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喉舌媒体工作的、享受权力保护、具有垄断地位的新闻从业者，也跟随商业化媒体从业者变得非常“愤世嫉俗”。“愤世嫉俗”几乎成为中国媒体普通从业人员的流行心态，很多记者编辑等新闻采编人员变得无法沟通、甚至歇斯底里，以至于出现“等民主了就杀了你全家”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语言暴力。很多媒体往往偏离新闻职业道德，从报道新闻的轨道走向了制造新闻的不归路。 中国的媒体成为一种权力扭曲怪胎：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政府的新闻出版以及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牢牢地控制着报纸、电视、广播以及互联网；另一方面，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却想尽办法煽动社会负面情绪、过渡渲染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失误，甚至不顾事实肆意美化西方社会，极力制造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日复一日的加深社会鸿沟。 为什么中国新闻从业者变得如此愤世嫉俗？并且目前已经出现从愤世嫉俗开始走向极端歇斯底里的趋势。除了信奉新闻言论自由、监督政府“第四权力”这种理由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主观上有意撕裂社会团结的行为？对于这一问题，有四个分析层次： （1） 国际层次：这是从民主化角度，研究在西方学界和媒体的强大意识形态思潮影响下，在非民主国家内形成的国际性“联系与杠杆”，即中国内部与西方民主化变革力量的联系，以及西方世界外部给予非民主国家变革的压力。 即所谓的“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部分中国新闻媒体从业者有意无意的成为国际民主化变革力量的一种国内“联系者”。 （2） 国内层次：这是从媒体的政治和社会功能角度，也就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引起媒体功能改变。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通货膨胀、腐败等负面效应，媒体从政府的宣传部门回归到其本来职能。作为监督政府的社会权力，有责任有义务监督政府、替弱势群体说话。因而对政府的批评和对现存体制的批判，是媒体当然不让的责任. （3） 媒体直接掌控者层次：这是从媒体经营角度，研究媒体经营管理层必须要考虑发行量、收视率和广告收益，以迎合市场需求和竞争。但由于管理层意识形态立场、市场竞争压力以及个人知识水平与阅历等三重影响，不得不以耸人听闻、忽略事实、甚至纵容造假贩假、创造新闻，在竞争市场中盈利。因此才会有以“新闻自由”的名义滥用媒体话语权力. （4） 新闻从业者个人层次：这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媒体工作环境、市场竞争和生活压力对新闻从业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和塑造，也就是说研究“以公器泄私愤”这种非理性职业心态。 本文主要从个体层次，也就是社会心理学角度，对中国媒体从业者这种非理性职业心态进行分析。本文认为，这种在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中蔓延的“愤世嫉俗”非理性职业心态，是市场化导致“单位体制”崩溃后，个人失去权力保障和心理依赖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单位体制崩溃”是原因（自变量），而“愤世嫉俗”心态是结果（因变量），原因导致结果的机制就是失去权力保障后的“不安全”心理。 一、 中国媒体从业者“愤世嫉俗”之现状 在本文中，媒体从业者的“愤世嫉俗”，不是指“党的喉舌不为党说话”，而是特指当前在中国媒体从业人员中流行的一种非理性职业心态。这种心态通常表现为：有意制造人民与政府之间对立、故意破坏社会群体之间团结、散布失败与前途迷茫等悲观情绪、过度美化理想中的西方世界。这种愤世嫉俗心态虽然鼓吹“平等自由”，但是绝对不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也坚决维护不让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用不耐心的冲动、抱着一蹴而就的观念，将个人来源于书本中的理想，狂热地和大众渲泄情绪融汇在一起。这种非理性心态，以为跨越现实正常发展阶段，直接进入新体制，就能解决现实中的一切不公平。而这种非理性心态，弥漫在整个媒体行业中，通过媒体的话语权对公众思潮的影响和塑造，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霸权。 很多媒体从业者，作为单个人，是理性的、有判断力，但是一旦聚集在一起，就相互感染，“愤世嫉俗”的心态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形成了社会心理学所说的“群聚效应”，即理性的个体一旦聚集成群体，该群体就变得智力低下、判断力就消失，群体的行动不再受理性支配，而是受群聚后形成的集体情感支配集体行动。媒体从业者一方面憎恨权力的傲慢，一方面却臣服于新的精神领袖，甚至要倚重比自己儿子年龄还小的网络写手的语录，来进一步渲染和发泄内心的愤懑。 笔者调查了全国20多家媒体将近100位记者，对他们在媒体的作品和个人在微博上的言论做了一个分类和分析，本文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媒体从业者愤世嫉俗的数量和新闻职业道德素养的高低，与所在媒体市场化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缺乏体制内媒体做后盾的小媒体，越需要依靠市场生存，而这些媒体从业者，越容易愤世嫉俗，甚至铤而走险。在现实工作中，这些媒体从业者喜欢“创作新闻”，制造惊天大新闻；在网络中，这些媒体从业者在微博上非常喜欢爆粗口，滥施语言暴力。 如今这种愤世嫉俗非理性职业心态成功地占领了舆论和“道德制高点”，建立起强大的意识形态霸权，逐步主导着中国社会大众思潮。这一群体逐渐偏离了应肩负的社会责任，“拿起刀叉吃山珍海味，放下刀叉开始骂娘”。对社会不公的批评，不是出于媒体应该具有的理性去设身处地分析，也没有肩负媒体不能挑动社会分裂的责任，而是用“一对则全对，一错即全错”的感情冲动，毫无节制的嘲讽和鞭笞着中国发展中的社会万象生态。 这种“愤世嫉俗”心态影响着很多媒体从业者，事实上形成了三大“新闻创作”群体： （1）挖历史臭脚，用中国历史中的污点来摧毁大众历史荣光感。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如果用当今价值判断，都能找到丑陋的一面。对待历史应该从整体上、在那个特定环境下去理解。正如欣赏一位美女，是去欣赏她的整体，如果用一个100倍放大镜去看的话，只能看到美女毛孔里肮脏的汗渍，怎么可能有“美”的感觉而言呢？此类挖历史臭脚的“历史发明创作群体”，恰恰是用一万倍的放大镜，去寻找美女身上的汗迹污渍，以此来证明这位美女实际上是丑陋的。现在那些诋毁朝鲜战争的文章层出不穷，用恶毒的文字去攻击为国捐躯的烈士（反观美国媒体的一条规则：可以质疑战争，但是绝对不能诋毁美军战士个体，即使该战士如何残暴没人性）。于是“翻案”成风，到处都是“历史真相”，诸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伪造的、美国实际上退还了庚子赔款等，这些所谓的“真相”，将抗日战争以来，尤其是朝鲜战争后历史上第一次在人民中形成的“中国”国家认同感、历史荣光感一点一点被摧毁。 （2）鞭笞现实，用启蒙性的概念来激发社会更多仇恨。一名良医，是既能发现病灶、也能给出良药、尽量在不影响其他正常器官的情况下，去逐渐修复病变部位的这类医生。庸医则是不知道病因在何处，或者发现了病灶就直接割除有病器官、或者干脆把病人给直接杀死的医生。同理，监督政府、揭露社会阴暗面、为社会公平大声疾呼、表达对社会的关心，无论是嘲讽还是鞭笞，这是媒体的基本责任。笔者坚决支持媒体这一责任，也敬重很多媒体记者的此种敬业精神，但是却不赞同有些记者用启蒙性的概念，去煽动社会之间的仇恨和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也坚决反对以谎言来攻击现实。这类记者用简单的“民主、自由”等含混不清的词汇，给所发现的问题开处方，民主就是万能药，似乎只要民主了，北京的交通问题就解决了、空气污染也就没有、房价就会掉下来、春运就不再是问题、而腐败也会彻底消除。媒体用这种含混不清的词汇，唤醒民众宏伟壮丽的幻想，让民众听到这些词汇就肃然起敬、俯首而立。 对于中国的发展，我们的部分媒体总是用各种失败的非理性心态去评论。科技自主研发了，就怀疑质量问题；购买国外技术，就渲染我们只会山寨。严格执法了，说只会欺负百姓；对外强硬了，又高喊义和团来了；花钱买国外矿石，就质疑浪费外汇；对稀土提价，却批评我们不遵守国际规则；营救在动乱国家的同胞时，飞机收费了，质疑国家趁火打劫；飞机不收费，抨击浪费纳税人的钱。部分媒体从业者享受高铁迅捷给采访带来的便利，但是散布高铁浪费社会资源的言论；享受城市化带来的高质量生活，但是过度渲染拆迁的社会不公；享受国防技术发展带来的和平环境、却诋毁科技人员的心血与成果。 总之，政府是邪恶的、官员是腐败的、政策是失败的、科技是落后的。整个舆论弥漫着失败与绝望的悲观情绪，煽动着地域与地域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分裂着社会的团结。甚至有些媒体亲自参与制造社会冲突，例如“广东话之争”引起的群体性事件。部分记者对一些新闻当事人的话断章取义，改变说话的语境，制造群体之间对立。最恶劣的情况是，部分记者甚至成为某些事件的导演，教事件当事人怎么与政府对抗，然后激化矛盾，制造更大的新闻。媒体颠倒黑白的结果，竟然都对从ATM取别人钱这种犯罪行为都一片叫好。出现校园凶杀案后，媒体一味的渲染校园谋杀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因果联系，进一步激化社会怒火，使这种凶杀行为成为一种社会示范效应，从而导致出现更多的以校园凶杀为泄愤手段恶性事件。正是某些貌似维护社会公正的媒体，客观上却是纵容校园凶杀屡次出现的帮凶。发展成就在他们眼里，统统是失败。历史是失败的、现实是失败的、未来也将会失败。只要敢阻止我的“失败论”，那就是与“言论自由”作对，与“普世价值”为敌。 （3）美化西方，用在现实中能够寻找到的理想社会来映射中国的丑陋。客观的介绍西方社会先进管理经验，这是媒体的功能，也是让包括政府在内的人民群众了解外部社会的窗口。但是一些媒体却在过度美化西方，很多记者仅仅有一两次走马观花的旅行，甚至根本没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用幻想中“美国”或者干脆直接编造心目中“美国”，以映衬中国是多么的落后于丑陋，或者渲染民主是如此的华丽与诱人。 《中国青年报》这家标准的“喉舌”，为了映衬中国个税负担过高问题，断章取义捏造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对98%美国人免税”的新闻，接着广州某媒体以此为证据做了一篇封面文章，以美国税收来证明中国对中产的残酷剥削。中国中产的确负担过重，但是用美国中产赋税状况来映衬，那是找错了对象，是以谎言来攻击现实。因为美国中产个人赋税比例在45%左右，是中国中产个税的几倍。一位年薪15万美元的中产，最终落进口袋只有8万美元。这些媒体更不会知道，美国国税局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独立税务警察部队的税务机构，并且联邦国税局有调动国民警卫军镇压集体抗税的军事调动权。 广州某媒体，为了说明美国治理堵车问题，做了一篇长文，美化波士顿大隧道工程（Boston Big Dig），盛赞该工程多么伟大，多么为民造福。岂不知该隧道是美国近年来最腐败、最豆腐渣的工程。该隧道从最初预算的26亿美元追加到220亿美元，工程历时十年，至今扔斑斑驳驳、到处漏水，甚至出现水泥板脱落砸死人而一度关闭的事件。其中黑幕重重，负责调查该工程的委员会都无法再深查下去，这项工程被美国媒体称为 “让美国蒙羞的象征”。广州媒体这篇文章完全是将维基百科“Boston Big Dig”词条原封不动翻译的产物。美国人自己都认为是耻辱的象征，结果被我们的媒体吹嘘为伟大工程的典范，在美国的华人圈中被冠以“奇文”而互相转发。 为了映衬中国的房价问题，一些媒体渲染美国房价低廉，用纽约最破烂的黑人区房价，或者美国中西部农村房价跟北京四环内的房价相比较。他们不知美国房产税平均在2%左右（有的州甚至更高），一套50万美元的房子，每年房产税1万美金。也就是说买房50年以后，交的房产税等于再购买了一套同样的房子。高额的房产税使一些老人的退休金无法负担，只好卖了房子去住敬老院（Nursing Home）。这些媒体对于美国警察全副武装，将因失业而无法给银行付房贷的家庭赶到流浪汉之家（Homeless Center），银行将房屋封存拍卖的新闻视而不见（也许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部分媒体盛赞美国国会议员文质彬彬，是民选议员的典范、民主的象征，岂不知美国国会有一支由两名纠仪长（Sergeant In Arm）领导的1800名全副武装的国会警察部队、平均每3名国会警察看着一名议员、对于议员有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的行为可以立即实施抓捕这种事实。美国的民主秩序是完全在强大的警察暴力控制之下，我们的这些媒体一味宣扬美国的民主，却从来不客观报道背后这种强大的国家警察权力。 以上这三大“新闻发明创作”群体，实际上是有逻辑关系：既然历史都是谎言，建立在这些谎言基础上当今社会就产生了目前如此多问题，而解决之道就是变革为已经存在的西方政治体制。他们在传统媒体中公开创造新闻，在个人微博中滥用语言暴力，主导和绑架公众情绪，对其他竞争对手恶毒攻击。此类媒体记者用情绪的集体磨合，去摧毁民族自信，让信众开始怀疑、愤恨现实，这种悲愤媒体和社会大众互相螺旋式的情绪感染，使中国社会思潮出现一片混乱的景象，导致了目前中国整个社会迷茫和悲观，以至于宋强先生疾呼“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失败主义”。 媒体经营管理层纵容、媒体从业者集体悲愤，使整个行业受到这种愤世嫉俗非理性情绪感染。虽然他们蔑视权力，但又保守软弱，因此需要同盟军。他们并非赤膊上阵与权力对抗，而是掀起无形的新造神运动，构造出一个新乌托邦和一批社会意见领袖，将这些意见领袖推向前锋。无论这些领袖成功与失败，对于躲在领袖身后的他们来说都是胜利：成功代表了他们的努力，失败代表了权力的邪恶。他们一方面在享受着权力体制内的既得收益，一方面又在消费渲染公众对权力体制不满而获取的巨大商业利润，以更多的物质收益，弥补着“相对剥夺感”带来精神上的损失。 … 繼續閱讀 →